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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允怡-中国科学院院士

时间:2019-09-05 16:03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核心提示

刘允怡,肝胆胰外科学家。1947年6月22日生于 香港 ,原籍 广东 南海。1972年毕业于 香港大学 医学院,1995年获 香港中文大学 医学博士学位。现任 香港中文大学 外科学系教授, 国际肝...

刘允怡,肝胆胰外科学家。1947年6月22日生于香港,原籍广东南海。1972年毕业于香港大学医学院,1995年获香港中文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外科学系教授,国际肝胆胰协会主席。 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创建了香港中文大学肝移植中心和肝癌诊疗研究组。在国际上首先提出以“肝段为本”的肝切除方法,即根据血液供应和胆管引流特征提出肝背扇区分为解剖亚区的概念,对肝癌和肝门胆管癌根治切除和劈裂性肝移植均有实际的临床指导意义。统一了国际上在肝脏解剖和肝切除手术的规划名称。率先应用钇90微粒为晚期肝癌治疗,显著提高了生存率。应用化疗、免疫联合治疗使不能切除的肝癌能以手术切除。很早开展活体肝移植手术,是香港和东南亚地区肝移植的创始人之一。

在华人肝外科领域,大家对刘允怡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作为香港中文大学肝移植中心和肝癌诊疗研究组的创建者,他理所当然地也是香港和东南亚地区肝移植的创始人之一。他最早在国际上提出以“肝段为本”的肝切除方法,这一学术贡献的意义在于:统一了国际上有关肝脏解剖和肝切除手术的规范及名称。

  改革开放以后,内地学者开始注重与港澳及国际同行学习交流,那时每年在香港举办的王泽森外科国际会议促使刘允怡与内地同行结识、熟络;香港回归祖国以后,两岸的学术交流逐渐增多,刘允怡与内地同行的交流更加频繁和深入,他不仅满足于学术演讲,还点对点地开展院院之间的学术合作。在很多场合,这位国际肝外科顶级专家都流露出对内地的深切情感,并用自己的专长,将情感落实为行动。
 

不忘反哺故土

  那是4年前的一个夏天,广东省佛山市医学会外科分会学术研讨会在该市三水区人民医院举行,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会议邀请到刘允怡院士介绍最新肝硬化手术治疗方法、肝段法切除肝技术。一个市级的学术会议能邀请到院士来传经送宝,不说是破天荒,至少是不多见的,如果进一步追寻个中因由,答案自然就明朗了,因为刘允怡的故乡是佛山南海,这次到三水布道,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刘允怡院士到外科医疗室考察
刘允怡院士到外科医疗室考察

  刘允怡是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在这之前,这位香港威尔斯亲王医院的“一把刀”在业内已是名声在望。他在加强与内地同行交流的同时,更注重与故乡医疗机构的合作,他时常在故乡人面前深情地说:“李嘉诚用物质财富反哺故乡,而我只有一把手术刀。”

  抗日战争时期,刘允怡的祖父带着全家人避难到香港,1947年出生在香港的他自然对故乡无任何概念,父亲告诉他:“我们的家在广东南海,你要记住。”刘允怡便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地方。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刘允怡在故乡同行的帮助下,回到了老家。“村里的老人打开祠堂,在乡亲们的注视下,我跪在了祖先的神龛前。那一刻,我找到了自己的根。我,来自哪里?从此有了清晰的答案。”在刘允怡的人生经历中,这次寻根之旅尤其特殊,也毫无疑问地拉近了他个人与佛山的关系,因为他的根在这里。

  2002年6月,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成功完成急性肝衰竭亲属间活体肝移植手术而受到业内关注。急诊活体肝移植是肝移植手术中难度最大的,不过在刘允怡的指导下,该院还是成功实施了这例华南地区首例活体肝移植手术。一位来自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肝外科医生说:“刘允怡院士学术视野是国际化的,他很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家乡的肝移植水平。”据称,刘允怡有时候会亲自修改润色该院医生的学术论文,帮助其投稿给国际学术杂志。
 

不忘师傅恩情

  纵观刘允怡的学术道路,有三个关键点:第一是当上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第二是担任国际肝胆胰协会主席,第三是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之后,刘允怡曾对香港媒体表示,是三位恩师的教诲,在他人生的不同阶段产生了积极正面的影响,至今难忘。

  第一个恩师是黄树航教授,黄树航是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的泌尿外科医生,在黄老师的影响下,刘允怡对外科萌发了浓厚的兴趣;第二个恩师是李国章教授,李国章只比刘允怡大两岁,但是李国章也是一个学术能力超强的人,其管理风格硬朗,他后来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教育统筹局局长时还被香港媒体戏称为“教育沙皇”。刘允怡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是全香港公立医院中仅有的6名顾问医生之一,可谓“金贵”得很,但是其一心想从事学术科研和教学,于是专职到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而当时李国章是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院长,李国章惜才爱才,刘允怡报到不到一周,李国章便聘其为高级讲师。

  刘允怡的第三个恩师是有着“中国外科学之父”美誉的裘法祖。裘法祖一生荣誉等身,刘允怡在改革开放初期就与其结识,在后来的交往中对裘法祖执弟子礼,师徒友谊逐渐加深。“他对新事物充满童真般的好奇,就像小童初接触新事物一般,眼晴发亮。”刘允怡说,裘老治学严谨、处事认真、严于律已。“我曾多次听他提及自己主编医学参考书和教材的苦与乐,其中最令我敬佩的是每本由他主编的书,他都从第1页第1个字开始,一字不漏地看到最后1页的最后1个字,连标点符号也认真校对。”裘法祖桃李遍天下,当今的学者如果能说“我是裘法祖院士的学生”,那便是一份光荣。能得到裘法祖的赏识,能从裘法祖那里学到只鳞片爪,让刘允怡感到很幸运。

  “我清楚地记得,去年6月14日,星期六,2008年港沪国际肝病会议正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召开。大约上午9点,我正驾车到会场准备11点的讲课。驾车途中收到裘老的关门弟子陈孝平教授打来的电话,他说裘老突然身体不适,正在医院抢救中,而他已准备到机场赶回武汉。”过了不久,陈孝平给刘允怡发了一条短信:裘老走了。刘允怡禁不住悲从中来,在车中痛哭,讲课完毕后他心情十分沉重,无法继续开会,回到家关起门哭了大半天。

  刘允怡对裘法祖的情感无法释怀,在《中华消化外科杂志》2008年第七卷的篇首,他发表了近3000字的文章深情缅怀恩师。而今年6月14日,是裘法祖院士逝世一周年纪念日,刘允怡又携夫人前往武汉,参加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举办的纪念活动。
 

不忘提携晚辈

  记者在肝胆外科相关学术会议的公开资料中发现,一般区域级、国家级的专题研讨会或学术年会上,在受邀的专家里,经常有刘允怡院士的大名。在今年8月底东莞举行的全国肝癌研讨会上,刘允怡作为第一个演讲嘉宾为与会者介绍了射频消融技术在肝癌治疗中的最新进展。9月中旬,全国第十二届肝癌学术会议即将在沈阳召开,刘允怡的演讲题目也已经被排上大会日程。

  刘允怡向记者表示,我国肝脏外科水平并不比国际同行逊色,我们有很多成就还是国际领先的,而年轻的医师是我国医学的未来,他希望年轻医师能发扬优良传统、努力创新,因此每次学术演讲结束他基本上都会阐述自己对优秀外科医生的看法。“在学术会上,我也经常听到有年轻的学者报告新的手术方式,这当然是值得鼓励的,问题是,新的并不一定是进步的。”刘允怡认为,外科医生追求进步但不可刻意地标新立异,而评价新手术方法有效的标准是,新手术方法能否有效地解决旧手术方式不能解决的临床问题,能否明显地减轻患者痛苦和看病成本,否则,不宜提倡。在国内几本权威的外科学杂志上,刘允怡亦多次阐述其培养优秀外科医生的方法和理念。

  “在我担任国际肝胆胰协会主席期间,我和裘老商讨怎样把我国肝胆胰外科推向国际学术舞台,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现在我国已有多名学者成为国际肝胆胰协会理事会的理事、学术组组员、亚太肝胆胰协会秘书长。”刘允怡曾坦言,因为裘法祖在同行面前的大力推荐,使他认识了内地一大批大牌专家,在多年来与内地同行的交流中,自己也逐渐变成老人,这使他又多了一份责任,他曾多次呼吁:中国的医生应跻身于国际舞台,应培养出合格的、国际化的外科医生。

  记者从业内了解到,刘允怡未当选院士的时候,就在1998年被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聘为客座教授,现在,他还是中山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解放军总医院等十几家医疗科研机构的客座教授,而从一些专业期刊能明确地看出,这些机构在肝胆胰外科取得的成就,都有刘允怡院士的一份心血。
 

 

人物品读
 
  若论医院所作的手术个案之多,如果中国的医院认了“第二”,相信国际上没有哪个国家敢说“第一”。可惜,内地如此丰富的临床病例研究和成果,却往往会碍于语言不通而无法与外国同行分享。新任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外科学系教授刘允怡表示,现正研究将内地肝胆胰教科书的主要名词及撮要翻译成英文,并建立培训制度,提升内地医生的英语水平,使他们的研究成果能早日登上世界科研舞台。
刘允怡院士做学术报告
   刘允怡院士做学术报告

  其实,内地的肝胆病科研工作水平,完全可以媲美国际。“因肝癌而进行的肝切除手术,外国一年可能只有几十例,但内地单单一间上海东方肝胆医院,一年便进行了3,000宗”。刘允怡指出,又如进食过多羊肉可能导致出现寄生虫囊肿,内地临床研究可供分析的个案,多达20万例,因此内地医学专家肝胆病治疗经验之丰富,足以傲视全球。

叹内地同行医术高超

  但中国内地的科研人员却不能在国际舞台上获得应有的尊重,这主要是囿于语言沟通方面的难题。刘允怡解释,现时九成或以上的医学论文都以英文在权威杂志上发表,国际外科研讨会的演说亦以英文为主。如果科研成果不能用英文发表,其对外的渗透率自然大幅降低,国际认受性亦随之下降。刘允怡说:“人家对你的演说听不明白,自然当你们没有做过。”

  他补充说:“其实不少国家,法国日本均希望不要用英文作为医学论文的主要语言,但多年来,英文地位丝毫没有动摇,所以内地自己必须改变语言习惯,适应国际惯例。”

  要把更多的内地医学研究成果介绍给外国同行,就必须要更广泛地“走向世界”,刘允怡现正积极筹备建立内地医生的英语培训制度,首项任务是“改装教科书”。不过,要翻译所有肝胆科教科书籍,最少要花上两年时间,因此他正考虑一个“折衷方案”:书本内所有重要词汇附带中、英文,并附加英文章节,撮要内容,以增加医生接触英文的机会。

  由于目前师资缺乏,难以向内地所有医生提供英语训练,因此他会先考虑挑选内地的“尖子医生”,让他们接受全英文的医学训练。刘允怡表示:“我一定要建立制度,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教英文,能帮得几多呢?”

改教科书增中英对照

  他又指出,不是全部内地医生的英语水平都“无法沟通”,只是中间一代的英文水平较不理想。“内地情况是较奇特,其实年纪大的及年轻一代的医生英文水平不俗,反而中间一代,可能是因为六七十年代文革的影响,导致学习英文步伐一度中断。其实,英文最重要功能在于表达,传情达意即可,毋须太计较文法和用词。”

  由“临床研究医生”转做“英文教师”,刘允怡并不认为自己是浪费时间:“普通翻译人员不能翻译医学教科书。而每个人在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工作重点。”他会视改善内地医生英语水平为长期任务,而中期是加强内地医疗与国际关系,短期是促使内地出色人才尽快踏上国际舞台。

  中国内地的对外开放,迄今只有20多年,并不算太长,国际联络网络相对缺乏;反观信息发达的香港,却可以掌握各地的研究步伐。刘允怡说:“八十年代我曾到英国留学,与我一起长大的同学,目前都已成为部门主管,我自然可以取得不少最新消息,但内地则缺乏有关讯息。”

无偿助译论文拒出名

  为了帮助内地的“尖子医生”早日在国际扬名立万,刘允怡更不惜牺牲大量的时间精力。早前,内地医生完成一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研究,但却是以中文撰写的。为免研究成果“石沉大海”,刘允怡以一个月时间,无偿地用英文将整篇论文进行翻译。他笑言:“自己由头到尾重写都无咁惨,因为要用作者思想去写,实在困难得多。虽然撰写人愿意将我的名列入作者内,但我除了协助翻译外,对论文的研究完全没有贡献,所以我拒绝了!”

痛心新医生难求进取

  虽然无法“密集式”地参与肝移植手术,但刘允怡却另有重任--将注意力投放于培训年轻一代的医生。他笑说:“我有两个理由必须加强培训下一代医生,第一,不培训,社会没有足够的医生;第二,日后我有病,也要有个信得过的医生医我才行!”

  不过,对于现时新入职的医生,刘允怡在访问中多番表示“同情”、“他们真的好惨”。他解释,70或80年代的医生,可说是“前途在我手”,毋须担心“饭碗问题”,因为医生可以选择留在公立医院至退休,又可以到私营医疗市场“挂牌”。医生的苦恼仅在于如何求增值,求进步。

责制度弊端 忧人才变质

  但目前时移势易,刘允怡指出,新医生可支配、把握的时间太少。他无奈地说:“私营医疗市场几近饱和,而新医生只有7至8年的公立医院合约,合约期满后,他们必须到外面挂牌,从事一般的私家医生业务。结果,有些正在受训医生坦言,自己毋须学太复杂的手术,因为根本用不着--整个医生学习文化骤变。”

  由于大部分投身医生行业的,都是优质学生,但现实却令他们在学术上“无心上进”,刘允怡对人才的浪费颇感痛心。

  他更担心的是香港医疗水平会因此而每况愈下。刘允怡解释说:“香港目前这种医生招聘模式,意味着医疗系统每7、8年便流失较资深的人才,治疗经验无法累积,尤其是需要『工多艺熟』的外科,治疗水平怎会有进步?”

寄语青年坚定目标

  面对林林总总的医疗系统纰漏,刘允怡认为,整个医疗系统都必须进行大幅改革。他无奈地说:“我明白,政府无钱,有很多措施无法实施。虽然政府高层不接受当年哈佛报告的批评及建议(建议政府实施医疗融资等措施,结果惹起社会连串反对声音),但不能否认,香港医疗体系正浮现报告所指的弊端。”

  刘允怡寄语,有志向的新医生必须订立人生目标,并一步步向目标进发,不时检讨进度及改变策略,同样可以创造彩虹天。他说:“做临床医生、研究医生或管理阶层,所走的路完全不同,如果不订立目标,便会茫无头绪,最后任由环境牵着走,怎会有突破?”

弃行政专科研 因祸得福

  荣获中国科学院院士名衔,意味着刘允怡的学术地位被内地及国际社会进一步肯定。不过,一如其它科学家一样,刘允怡的研究生涯,绝非“浪静风平”。

  对于获得中国科学院院士名衔,刘允怡自然喜上眉梢,不过一谈及科研理念,便实时收敛笑意,一脸认真地解释:“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时,几乎没有人能够明白这种新知识,可见研究水平必须『高几班』,才算是突破。所以我不喜欢随便使用『突破』这个词去形容科研成果。”

科学探索三里程

  他续说:“一生人能有一次突破,我已经非常高兴。我觉得,前人将科学知识的极限推至最高,而后人不断跟着步伐一步步再思考、再发展。”

  刘允怡在科学探索的路途上,有3个重要的里程碑:第一是当上大学教授;第二是担任国际肝胆胰协会主席;第三是出任中国科学院院士。他笑着说:“我获得中科院院士荣誉后,祝贺电话、传真、心意卡、果篮等如雪片飞至,不少人称赞我『治学严谨』,『科学成就高、人缘佳、对病人又好……』,总之,全部都是赞美的言词,令我突然间觉得自己是个完美的人。”

  然则即使屡获殊荣,刘允怡仍然“自省不断”,甚至以“葬礼”形容目前状况。刘允怡说:“目前的我其实与几个星期前没有甚么分别,一样地工作,一样是一个普通人,只是过去所做的工作有了更高层次的认同,但这不代表我已经变成一个完美的人。我觉得似去了自己的『葬礼』,任何人都赞我,没有人讲我半句坏话。”

笑称溢美之辞如历“葬礼”

  刘允怡表示,“有人的地方,便有政治。”他亦曾卷入多次医院纠纷,而被传媒广泛报道,如撤停下属职务、与外科上司不咬弦等,甚至因而放弃担任外科学系系主任。但他认为,放弃行政工作实在“因祸得福”。

  刘允怡说:“要做医院高层,一定要管人,但我自问行政、管理不是我的强项,更不是我的兴趣。但偏偏行政最花时间,开会、做文件等等,既然我做管理的成绩不被人欣赏,那么我不如多做些研究。”

“纾尊”投李国章麾下

  刘允怡自言一生有3个恩师:黄树航裘法祖李国章。李国章被外界讽刺为“教育沙皇”,其言论及处事作风一直备受争议。那么他如何令刘感受其“义气”一面?而刘与李年纪相若,又如何成为“师徒”?内中原来有不少故事。

  80年代,刘允怡为全港公立医院仅有的6个顾问医生之一,其江湖地位不言而喻。虽然“位高权重”,但刘一直希望多参与研究及教学工作,因此决心转职至中文大学医院即沙田韦尔斯亲王医院,以遂心愿。

  当时李国章为中大医学院院长,但刘允怡与李只属点头之交,刘唯有“纡尊降贵”,邀约李国章抽暇“接见”。刘允怡笑笑说:“当时他(李国章)都几愕然,因为顾问医生真系算好高级,点会似刚毕业的学生般,『盲桩桩』应征。”

  李国章仅考虑1个星期,便决定聘请刘允怡为高级讲师,与顾问医生的薪酬及职位完全一样。除了条件理想外,刘允怡入职后,李国章更“循循善诱”,既协助刘定博士论文题目、修改其论文,又慢慢将外科的高层次工作转交予刘。

自语一生三位恩师

  之后刘允怡平步青云,成为外科学系主任。但2000年却因梁家骝(前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的态度问题,而将梁停职;事件后来经李国章介入,刘辞去系主任一职。事件令外界担心其师徒关系受损。刘说:“其实事后调查证明我没有问题。有人的地方,一定有政治,大学是聪明人玩政治;但我做人是不会往后看,不会自怨自艾。既然我所得的,是由李国章给我,就算他要取回去,我亦无怨无悔。”虽然李国章作风受人争议,但刘允怡说:“我不知其它人想法,我欣赏李国章的爽快及果断。没有他,我没有今日的成就及获得国际的认同。我对他的为人完全没有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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